今年因為換工作,寫了賀年卡給一些研究所老師(那是我求學生涯最快樂的一個階段),向他們報告一下近況。畢業那麼多年,老師們竟也還記得我,各個都有回覆。歲月流逝,昔日意氣飛揚的老師們如今都一一退休,有的含飴弄孫、有的回老家置產、有的仍老驥伏櫪志在千里,但都給我密密麻麻的勸勉與祝福,讀來只有無以名之的滿滿感動。

 

       我的老師們有民國三十八年跟隨國民政府來台的,也有土生土長的台灣人,更有從大陸出來到美國、再輾轉到台灣來的。我時常想,是否那一代的學者,經過大動亂大流離,見識過太多人生苦難,才能對晚輩這般溫厚有耐心。加以舊時的學院規矩不太嚴密(沒有什麼定要在SSCI上發表多少論文、幾年內一定要升等的鬼規定),他們比較有空間去取資多方、沉潛思考,而不被壓迫成論文生產機,所以在思想上也比較寬廣圓融,世事洞明,人情練達。

       記得以前在台大中文所旁聽柯慶明老師的課,有次他因助教來找而姍姍來遲,他的解釋是:系上要辦活動,要介紹他的學經歷,他說他是「台大中文系學士」,助教不相信以為聽錯了,所以他解釋了很久。他說,「對,我就是舊制度底下的最後一隻大恐龍!」原來他那個年代的台大人,中文系英文系之間是互相聽課、壁壘沒那麼分明,畢業後成績優秀的就留任助教,邊教書邊上課研究,一路升上教授。每每在翻閱他的書《境界的探求》、《文學美綜論》等等,就深感這樣的思考不可能是狹隘躁進的現代學院制度底下會產生的。那美好的時代卻一去不復返,當老成逐漸凋謝、莫可諮詢的時候,我們現在高度競爭的學院裡,能培養出的又是有什麼器量、什麼學問的學者呢?

       這些老師裡我感念尤深的是政大唐翼明老師。會遇上老師是相當偶然的,當年的師大國研所並沒有什麼現代
文學師資,而我的主修領域剛好是現代文學,只好利用校
際選課的制度拼命跨台大、政大選讀。唐老師其實研究領域在魏晉,現當代文學是他的另一個專長,所以他在政大的課是一年魏晉一年現代文學對開。剛好我碩一那年修到他的「現代西方文學理論」(讀的文本卻是當代大陸小說,正好一石二鳥)。

       我剛好在最美好的年紀(二十三歲)遇見正當學術盛年的唐老師,和一群極具潛力與志氣的政大同學(許多現在也小有名氣了),那一年的課上得精采無比,我們滿滿的青春志氣突然都有了方向。老師是夏志清的弟子、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,學貫中西,邏輯嚴謹,又仍保有許多獨特的創見。最難得的是老師能以深入淺出的方式,介紹抽象難理解的理論,又帶領我們極具系統性地讀了一系列改革開放後的大陸小說,從傷痕到反思、尋根到先鋒、新寫實到新歷史。我的人生第一次碰到這麼有內涵有條理的文學課程(國文系四年,我們能修得到的大都不是文學,而是文字聲韻訓詁、四書經學子學),簡直像坐學術的直升機,一下就衝到一個新的境界。

       老師最吸引人的還在於他的身世,傳奇苦難到不是我們這些六年級的台灣小孩可思議。他的父親是蔣介石的秘書,但動亂時他沒有跟隨父母來台灣,而跟弟弟妹妹留在大陸,於是一下被打成黑五類,成績再好都進不了大學。文革時還時常被鬥,被剃陰陽頭、遊街、做飛機(彎腰手伸長做飛機狀一連十幾小時)。
 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 老師跟我們講述這些時,我們這些幸福的台灣小孩都張大眼睛不敢相信,人間原來有這樣黑暗的慘劇。後來他憑著驚人的意志力活下來,成為改革開放後第一屆武漢大學中文系碩士生,又用了全力申請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唸博士,弄到綠卡後才來台灣教書。

       那時對老師的人格、學問和才情很著迷,非常想請老師當我的論文指導教授。現在想想,那時若真成為老師的指導學生,我也許就走上學術研究的路也不一定(那一年我拿到優秀研究生獎)。但我那時太年輕,總覺得沒經歷到什麼就貿然走學術的路,會讓自己太單純偏狹,而我討厭成為單純、狹窄、自以為是的菁英,像我從小到大在名校中隨處可見的人那樣; 而且我面對的是「位子」越來越難找的時代,不去找教職直接唸碩士已讓人議論紛紛,都是父母的包容才得以讀書,要再繼續往上唸好像太厚臉皮了。因為種種的考量,我終究放棄深造,先去找「位子」去了。

       這一卡位就卡了五年,把很多的青春理想、學問才情都卡住了。如果知道這就是我當年想「經歷」的世事,不知我還會不會這樣選擇?但如果我曉得唐老師再過五年就退休、回武漢定居,也許會動搖我可笑的固執,去拜師、再享受老師最後的思想薰陶了吧!然而那會不會又是另一段更艱難的人生呢? 我亦茫然無所知。是以近日接到老師退休的消息時真是百感交集。

       連老師的退休茶會我也因工作而趕不上了。武漢對我來說更是遙不可及的地名,是即使去大陸旅遊、都不會擺進前十名單的地點。就這樣和老師永別了嗎? 忽然感到很悵然。儘管老師在台灣的時候我也不怎麼珍惜,而只顧陷溺在卡位的競爭中。但人就是這麼不知好歹,失去了才覺得可貴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 我昔日的政大同學,也散去尋各人的稻粱去了,我們遇上的正是台灣最空轉內耗的八年,「位子」空前難找。我已算幸運至極了,還能說什麼呢?

        但我想那一班同學心裡,一定都會永存著這樣的畫面:觀音山的夕陽從大片落地窗悠長地射進來,老師書房中的長桌上擺滿食物,我們十幾個學生席地而坐,聽老師隨意漫談。研究魏晉的老師也自有一種魏晉風度,機鋒處處,瀟灑而清明。黑暗悄悄泅進來,但我們沉浸在裡面,珍惜地守著室內僅存的一抹微光。

       我想,至少我在極年輕的時候見識到一種典範。

       我的人生沒有因此而改變,但似乎又被隱然改變了些什麼。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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